政策解读

问策德国 对标转型——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常州
2019-11-03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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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书记娄勤俭来常州视察时,对常州提出对标德国、做全省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一面旗帜的要求,为常州指明了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和实施路径。

  把脉常州,厚重的工业家底、璀璨的隐形冠军、辈出的大国工匠,和德国有着众多相似之处。

  问策德国,我们试图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探寻路径,寻找答案,叩问工业4.0、隐形冠军、人才培育、创新体系的密码。

  本期常州观察,我们希冀,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更希望发现一条适合常州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提到鲁尔,你会想到烟囱林立、灰尘满天的重工业摇篮还是莱茵河畔风光秀美的绿色之都、文化之都?

  德国鲁尔区是世界知名工业区之一,记者此次跨国大调研,从常州友城埃森一路行来,走进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等城市,探寻鲁尔工业区的转型。

  “鲁尔”在德语中拼作Ruhr,与“平静”(Ruhe)一字之差,隐喻着这个德国老工业基地静悄悄地重生和涅槃。熄灭了燃烧100多年的炼煤火,拨开浓厚的烟雾,从10米之内看不见人到68%的土地披上绿妆,从20万矿工到20万大学生,鲁尔的转型静悄悄。

  新旧动能,在这里不是截然割裂,却是鲁尔转型的硬币两面。老旧的工业遗存与时尚的工业设计、人文旅游,一体两面。擦去煤灰换绿妆,正是鲁尔转型的路径。

  在埃森市政厅,斑驳的机车模型成为了城市的展品,向前来的游客诉说着这座工业城市过往的荣光。登上市政厅顶楼远眺,鲁尔河帆船点点,目力所及,随处可见大片绿地和公园。漫步在埃森,每走300米就有一个休闲公园。在德国最大的公园——格鲁加公园内,常州友城访问团3年前栽下的市树广玉兰已有半米高。作为常州友城,埃森市长托马斯库芬(Thomas Kufen)对记者的来访十分热情。通过中德媒体看常州系列活动,库芬对常州亦颇为了解。他告诉记者,绿色转型是两座友城发展的主旋律。在“a city on the move”(一座勇往直前的城市)的理念下,埃森成功从以煤炭、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城市转型为能源、医疗、服务业为主的“欧洲绿心”,并摘下“欧洲文化之都”和“欧洲绿色之都”两顶桂冠。

  来到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集团总部,记者感到格外亲切,这个“世界500强”巨头已在常州设立了发动机系统、转向系统、冷锻等重大项目,连续增资4次。曾经,这个德国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是钢铁的代名词。如今,蒂森克虏伯集团逐渐剥离传统的钢铁制造部门,将更多精力集中于汽车零部件及电梯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业务。这座总部大楼,正前方是一座开放式公园。孩子们在草坪上玩着秋千,不少市民推着婴儿车在这里散步,运动场、林地、湖泊融为一体,湖水由总部大楼屋顶收集的雨水补充。很难想到这块绿肺曾经是一块工业废弃地。埃森关停钢铁产业,壮士断腕改善环境。蒂森克虏伯集团和政府共同出资,将该片区域地下10米多深、近400万立方米的土壤全部运走,经过特殊处理之后再运回原地。十年休养,有毒荒地变成了城市绿地。

  与蒂森克虏伯集团总部变迁一样,埃森人更津津乐道的是一条河的治理——总投资45亿欧元,为期30年的埃姆舍尔河的治理与恢复被称为“埃森奇迹”,彰显着德国绿色转型的决心与耐力,以及德国生态修复的严谨。长期挖煤导致埃森地表平均下陷了20米,由于无法敷设下水管道,污水被直接排放到河中,彻底“杀死”了埃姆舍尔河。上世纪90年代起,埃森市在埃姆舍尔河各河段修建了封闭式的地下排水管道,将原来暴露在地表的污水沟全部转入地下,从各处收集来的污水被送到一级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最后送到新建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净化。如今,埃森地下水层的水质标准达到了优质的饮用水标准,因污染而被禁止游泳长达40年的鲁尔河再次向民众张开怀抱。

  在德语中,Esse是烟囱的意思,埃森市由此得名。就在去年底,位于鲁尔区的德国境内最后一座煤矿正式关闭。如今,这座烟囱已经变身联合国世界遗产——埃森矿业关税同盟工业区(Zeche Zollverein),成为世界游客到埃森必去的景点,被称为“鲁尔区的埃菲尔铁塔”。

  来到这座充满了包豪斯风格的建筑群,记者不禁感慨世界上最美的矿区名不虚传。沿着55米长、24米高的全透明式观光自动扶梯进入内部,立即置身一个巨大的洗煤塔内。特聘讲解员卫纳弗莱尔告诉记者,这座观光梯正是原先的运煤传送带,这座煤矿已开采了135年,日产煤12000吨,最多时矿工有8000名。荷兰设计师雷姆库哈斯保留了大部分的工业遗存,用黑色、橙色贯穿整个空间——黑色象征煤矿,橙色则代表熔炼时的热力与火花。这个相当于200个足球场的矿区通过功能置换和改造措施,成为了办公场所、展览馆、设计中心、景观公园等特色场所。

  “红点奖”被誉为设计界的“奥斯卡”,德国红点博物馆是埃森矿业关税同盟工业区入驻的第一家创意机构。这也是世界上三座红点博物馆中最负盛名的一座,是由锅炉房改造而来。锈迹斑斑的锅炉耸立在走廊两侧,博物馆正中悬挂着一辆奥迪A8的车身外壳。40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展出着来自全世界众多评委评出的2000多件工业设计展品,令参观者感受到工业的传承和交融。

  拆除,未必是废弃工厂必须面对的“命运”。重生,却让埃森矿业关税同盟工业区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记忆纽带,焕发新的活力。埃森人用“激活”来形容工业遗存的复兴,“我们为过去的历史感到骄傲,无论辉煌还是衰落。我们希望下一代能了解他们祖辈辛勤工作的地方,记住这座城市的故事。”

  埃森市借着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项目提出的“在公园中就业”的概念,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将过去工业区土地改建为“现代化科学园区”“工业发展园区”以及相关“服务产业园区”。这一概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当地得到了大力推行。鲁尔博物馆桑德拉乌尔里希斯科特女士介绍,北威州政府没有拆除占地广阔的厂房和煤矿设备,而是改造成博物馆、创意园区等,巨型的煤矿运轮车被改成在春、夏季开放的“阳光摩天轮”。冷凝水池摇身一变,成为冬季限定的溜冰场。由集装箱焊接的工业水池,如今则是儿童也能安全玩耍的游泳池。由鲁尔区内多个市政府联合组建的主题旅游线路“工业遗产之路”全长400公里,年游客总数700多万人次,将25个工业旅游景点、6个国家级博物馆和13个典型工业城镇等工业旅游资源串联起来,创造了2852万欧元的生产总值,至少提供了6100个就业岗位。

  从矿业关税同盟工业区天台俯瞰,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特聘讲解员卫纳弗莱尔曾是关税同盟工业区的测量工程师,现在已转型从事旅游服务业,他颇为自豪地指引记者远眺正在建造的Folkwang艺术大学教学楼,这是埃森新引进的高等学府。

  从修建第一所大学波鸿鲁尔大学,到建成综合性大学、专科院校,鲁尔区的转型不只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德国人意识到,要提升鲁尔区的整体竞争力,必须依靠设立高等院校、研发机构来实现产业结构、人才结构的涅槃重生,提高科技创新与研发能力,进而系统化推动经济发展。

  埃森市经济促进局局长安德烈博西姆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埃森市有20多万工人,而今有22万高校在校生,这不仅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大量人才,而且为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拓展了空间。

  记者观察发现,城市转型不是另起炉灶,更像一种“旧瓶装新酒”的置换。腾笼不是“空笼”,“老鸟”“新鸟”比翼齐飞。留住中高端,埃森把能源工业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下来,德国排名前五的电力公司有三家总部落户埃森,成为欧洲的“能源之都”;煤矿关闭了,但拥有的世界一流制造技术不能丢,继续生产先进的挖煤设备用于大量出口;鼓励年轻人围绕矿业进行软件设计,孵化出了一个矿业软件的新集群;拥有6个全德国营业额最高的50强企业;是继慕尼黑之后,第二个德国百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

  没有“死守”传统产业的窠臼,而是寻找与时代同行的新兴产业。据统计,在经济转型前,埃森市有80%的人口从事生产线%的人口从事非生产领域工作,生产性企业占埃森市GDP不足20%。2017年,埃森市GDP高达246.47亿欧元,并连续多年成为德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三甲城市。一批面向未来的高新产业蓬勃发展。从智能医院到智能诊断,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引领欧洲医疗行业风向标;从风电、水电到太阳能,新能源成为企业新的生命线;以赢创为代表的精细化工、以EFM遥感器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细分领域冠军……埃森市长托马斯库芬(Thomas Kufen)说,医疗健康、能源互联网是埃森再次腾飞的赛道,我们要把前瞻性的主题、产业和发展趋势引入这个地区。

  8000万人口的德国,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都因以质取胜、精益求精而闻名于世,历久弥新。著名经济学家罗多夫对此作出解释:工匠精神是德国制造业过去100年成功的钥匙。

  在全世界2734家隐形冠军公司中,德国共有1307家,占席47%。大众、戴姆勒、宝马、西门子、博世等世界500强企业和占据全球近半壁江山的德国“隐形冠军”,成为德国工业4.0的原动力。德国管理学教授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早在1986年就定义了隐形冠军“Mittelstand”,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着德国工业的脊梁。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或第二;年产值在20亿欧元左右;产品质量精良,是全球细分领域的王者。这些世界级领袖企业,低调务实、不露锋芒,通常由家族经营,隐于小城镇,却拥有无可动摇的行业地位、稳定的员工队伍、高度的创新精神。

  德国制造的很多产品,都很低调而内敛。很多产品初看一般,但一旦使用后,绝佳的质量、精妙的设计往往令人爱不释手。记者在德国采访发现,许多隐形冠军大多产生于“小地方”,但却敢于打破本土市场边界,在全球市场中驱动企业的品质提升。对于非目标客户而言,他们并不显山露水,对于应用企业而言,却是不二选择。

  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隐形冠军的总部设在乡村、小镇,但是产品却行销全球,做全世界人的生意。德国隐形冠军皮尔兹公司地处小镇奥斯特菲尔登。从生产玻璃灯泡以及简单水银开关的小作坊起步,紧紧抓住当时突破性的电器元部件微型化的趋势,进军继电保护器材生产领域。如今的皮尔兹公司,在全球拥有42家分公司,亚洲首个智能工厂就落户在常州金坛。

  在斯图加特市郊辗转了近40分钟后,来到了液压缸行业中的隐形冠军——德国汉臣总部。若不是凭借一个醒目的公鸡标志,这栋小楼就隐没在周边的普通工厂楼房之中了。作为百年企业,汉臣是全球液压缸和驱动技术领域的品质标杆。汉臣参与了中国C919大飞机的制造,为其提供测试缸的结构测试,法国空客则从第一架飞机开始使用汉臣所提供的结构测试服务。通过在该领域的深耕,借助汉诺威工业展等行业平台,发布液压缸产品目录等形式,奠定了汉臣在液压缸行业的翘楚地位。

  精益求精,质量先导,是德国众多隐形冠军“超长待机”的决胜砝码。推开斯图加特米特区商业街的一扇玻璃窄门,就来到了博世博物馆。白色墙面,明亮玻璃和陈列整齐的产品高度契合博世追求实用的企业理念。这里记录着博世133年历史中取得的“无数第一”。从三人手工作坊到全球第一大汽车技术供应商,从电动火花塞到世界级精密机械及电气工程工厂,博世实现了跨世纪的“超长待机”。一百多年来,博世始终是工业发展的“弄潮儿”。第一只电动理发器、第一台家用电冰箱、第一款语音导航仪……正如罗伯特博世所说:“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在我的产品中发现任何瑕疵,所以我总是努力制造出在各方面都经得起最严格检验的最出色的博世产品。”

  从一个火花塞起步,罗伯特博世破解了奔驰创始人卡尔本茨认为的“难题中的难题”——内燃机点火问题。“为了纪念我们的创新起点,电磁火花塞配件的横切面成为了博世集团标志的原型。”公司最初仅卖出1000个火花塞,却在接下来的10年卖出了100万个。博物馆亚洲事务负责人迪特里希顾尔盖茨介绍道,“创新”的宝贵动力在博世公司还体现为对市场的精准判断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不断追寻时代的新特征,与之快速匹配和平衡,这是博世在不断转型中发展壮大的秘诀。”

  小而美,小即是大。落户常州武进高新区的隐形冠军斯泰必鲁斯总经理CEO田学峰,认为这正是德国隐形冠军的价值选择。一个小小的汽车弹簧,销售20亿元。当德国隐形冠军落户中国,迸发出更大的创新能量,目前常州公司的人均研发项目是德国的3倍,集团十年来首次将质量奖颁发给中国子公司。

  “Less is more”,出自德国建筑大师密斯凡徳罗的名言。这句话用来形容德国隐形冠军的共同特性,也相当传神。“我们只专精一项工作,并做得精密极致。”德国“隐形冠军”的特点是专精特新,心无旁骛,一个企业、几代人专注一个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中能够保持持久的优势。

  在西蒙的“隐形冠军”名单上,普茨迈斯特名列前茅。“Putzmeister”,意为“混凝土大师”。创立于1958年,普茨迈斯特主要从事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类混凝土输送泵等。来到位于斯图加特附近的普茨迈斯特总部,今年86岁的公司创始人卡尔施莱希特先生精神矍铄。当记者请他总结成功的五个秘诀时,他思考了几秒,说出了五个字:“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勤于学习、聚焦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他把泥瓦工父亲的车库改造为车间,成功研制组装了第一台砂浆喷涂机。从卖出去的第一台机器开始,卡尔施莱希特就把获得的利润直接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中。他每完成一个新的产品,就开始进入下一轮的研发,思考当前这个产品还有什么不足,客户所在的建筑领域有哪些新的发展,紧密结合客户的实际需求,与客户一同研发适合不同施工情况和建筑材料的新设备。普茨迈斯特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一直不断刷新自己的纪录,其生产的臂架泵车从无到有,从52米到86米,混凝土泵机从最早的2米到建造世界最高楼的606米……成为了一家拥有全球销售网络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开发和生产各类混凝土输送泵、工业泵和辅助设备的行业冠军。

  这样的专注与专业在常州一批隐形冠军的身上亦然。“上上除了电缆还是电缆,一心一意把电缆做好。”荣获中国质量奖、中国工业大奖的上上电缆董事长丁山华,把这一信条镌刻进了上上电缆发展的每一步。发展不盲目,不图“赚快钱”;经营有坚守,不惧形势难。他坚信,只有把产品做精、做专、做到极致,才能赢得市场,才能行稳致远。

  根据西蒙研究的数据,在每1000名员工中,隐形冠军企业的授权专利是大公司的5倍。这些企业不仅着眼于三年五年的规划,更展望一代人两代人的规划,舍得投入资金搞技术研发,在其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深度发展,占领全球价值链高端。

  从一个人走,到一群人走,德国隐形冠军还十分注重产业链企业的合作。普茨迈斯特公司的核心供应商几乎没有变更,始终秉持一个理念,如果需要的部件有人造得很好,他坚决不会自己去生产。在这些供应商中,很多也像普茨迈斯特一样,成为行业内的世界级“隐形冠军”。老先生告诉记者,他要求自己每天“三省吾身”:对所有参与者都公平合理吗?是否促进友谊和善意?是否对所有参加者都有利?他也谈到,有些中国企业可以提供好的产品,甚至价格更低。但是,德国隐形冠军更加注重赢得这个链条上的一群人。在德国的中小企业之间,彼此有很强的连接。德国经济经历多次危机起伏而不倒,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隐形冠军”之间彼此互相信任和合作。在德国,作为龙头企业的博世,和与其配套的中小系企业,仅隔一条街道,由此形成了联系紧密、对接顺畅、良性发展的工业集聚区,这不正是我们所讲的产业生态圈的要义吗?

  从一个个单打冠军到隐形冠军集群,德国政府如何搭建中小企业成长立交桥?行业集群发展促进署是巴符州服务占比达76%的中小型企业群体的一个创新机构。“我们致力于促进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国际处负责人阿特曼那嘎尔博士介绍说。

  作为一家知识创新机构,巴符州行业集群发展促进署正在不断完善机构功能:提供战略支持,提供创新基金,寻找国际合作伙伴……促进署像一座“立交桥”,把商会、中小型企业协会和巴符州经济部聚集到一起,实现高效全面的产业政策信息沟通,提供符合企业需求、巴符州经济发展节拍的战略支持。2015年,促进署开发了多元化金融服务平台,行业负责人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申请促进行业发展的基金,CLIP CALL项目提供了200万欧元资助金。从本土化到全球化,巴符州金属联合会还携手丹麦行业协会申请创新项目,促进署则会持续跟踪所有创新项目,考察阶段性成果,发挥监督和促进作用。

  隐形冠军的二次创业,也是促进署推进的时代命题。在弗莱堡以南,一家以手表为代表的精密机械企业闻名欧洲,在电子表和现代科技的冲击下,手表销量急剧下滑。促进署为企业找到了新的方向。这家企业正在积极钻研微小技术行业包括纳米技术,发挥精密智造的行业底色,正向传感器智造转型。

  面对数字化、全球化的浪潮,德国的隐形冠军们都在拥抱创新未来。“平均1家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有50家海外分支机构,几乎所有德国‘隐形冠军’都在中国成立了分公司和工厂。数字化、全球化,是隐形冠军最为显著的新变化。” “隐形冠军”之父尔曼西蒙对这一群体作出了最新观察。

  全球化让创新资源在全球配置,一批常州企业通过牵手德国智造,实现从“你中有我”到“你就是我”的基因变革。常州隐形冠军恒立油缸将德国Hawe集团旗下的Inline柱塞泵公司收归麾下,引进数十位国际顶尖人才,实现了产品从单一油缸向液压元件和系统集成的跨越,从为国内龙头骨干企业配套变成为国际行业龙头企业配套。董事长汪立平表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家必须放眼全球谋划企业发展。

  金昇集团作为我省“一带一路”建设支点企业,通过国际并购,引进高水平外企,实现创新跨越,让西方工业4.0踏上东方丝绸之路。金昇集团董事长潘雪平说,金昇并购德国埃马克、卓郎智能等跨国企业,借梯登高,在全球设有16家研发机构,境内外创新联动,实施颠覆式创新。利用工业互联网联通人、机、物,智能穿戴设备让挡车工也能转型数据分析师,引领产业链提升变革。

  从大国重器“复兴号”上的常州元素,到你我生活中的明星产品:太阳能电池组件出货量占全国两成,天合光能位列全球第一;上上电缆全国第一、世界第九;全球每两部高端智能手机中,就有一部使用瑞声科技产品;全国每四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来自常州智造……常州集聚200多家具备“隐形冠军”的企业群体,具备了中国隐形冠军之都的底气。让我们期待,更多掌握行业话语权的常州“隐形冠军”不断涌现,让我们期待在全球新工业革命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常州企业走向世界制造之巅。

  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最初是一名电工;25岁开始创业的罗伯特博世只上过7年学,做过几年学徒……在德国,很多商业巨擘都有着做学徒和技工的经历,就连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也做过学徒。德国制造背后的新型学徒制度如何培育出大国工匠,记者走进高校、企业进行揭秘。

  留着大胡子,背个双肩包。大个子英格普尔曼宣称自己成了文化人。在带领常州媒体采访团参观埃森市时,普尔曼妙语连珠。普尔曼当初也就是一个普通技工。“我家世代技工,当工人一点不丢脸。在学校,老师认为我成绩好,可以上大学,但我觉得当技工更合适,找工作也容易。”技工学校毕业后,他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要不是埃森市转型,我可能还干着老本行——环保检测师。如今他在埃森煤炭工业联盟做导游,并开了一家自己的文化旅游公司,专注埃森的工业文化和转型主题游。

  从一个本科毕业论文课题,到一个制造产品,再到一个隐形冠军的成长……隐形冠军普茨迈斯特的创始人卡尔施莱希特出身于一个普通的泥瓦工家庭。还在大学就读机械工程的他,心疼做泥水工的父亲,一直琢磨着如何可以让机械来减轻水泥工人的劳苦,同时又可以提高效率。他将这一个想法变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的课题,研制了一个简易的喷洒水泥的机器,不仅获得了满分的成绩,也在父亲工作的建筑工地上实验成功。

  在德国,几乎每一个职业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培训。从传统泥瓦匠等手工业到新兴的媒体数码设计师;从工厂的制造业者到百货商店推销员,都被列入德国联邦政府的职业教学大纲。这两年,共有45种新职业被列入其中,官方目录上岗位达330种。如今,这一岗位数已更新到350种。

  在德国,小学四年级后学生就会根据个人所长进入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学:实科中学(重点培养技工)、文理中学(采用半理论半实践的教育模式)和普通高中(重点面向大学)。据统计,每年有65%的学生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不同的是,德国的就业通道是双向流畅的立交桥。在德国,学徒可以成为技师,也同样有机会成为博士毕业生,在进入技校并完成学徒制之后,依然可以选择进入大学学习。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个有名的例证,这位德国前总理14岁开始就在五金店做一名零售学徒。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艾莫,从16岁开始做学徒,一度获得了“德国最佳工具匠人”的称号,之后他回到大学学习,同时学了生产工艺和工程技术两个专业。而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也是从奥迪学徒项目开始。

  双元制教育德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驱动力。“学校理论教育与企业实践培训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是人们对双元制教育的浅层解读。当深入德国职业教育的背后,记者发现,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不等同于我们以往理解的中职、高职教育,而是已经融入高等教育,并呈现出三元制的新趋势。

  德国巴符州双元制大学教授沃尔夫吕迪格穆勒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论学习、企业实践和教师指导构成三元制教育。本科生和研究生每个星期要在学校里完成20至30小时的课堂学习。在实践操作上,学生必须有企业工作经历并获得报酬。在理论学习上,老师会严格把关论文,验证论文观点是否是通过科学方法得出的。区别于双元制技能教育,三元制高等教育致力于培养未来的高级工程师,他们不仅具备传统的“工匠精神”,更具备高层次的专业知识。

  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大型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超过90%的大型企业提供学徒岗位。每年宝马都有招收学徒工的计划。负责接待的宝马负责人告诉调研组,除了让学徒参与生产实操外,宝马也愿意把最新款的汽车提供给职业学校用于教学,确保学徒的学习内容能与技术更新同步。

  记者来到德国最大的私立大学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FOM大学), 这所大学的联合承办机构就体现了产学研用的无缝衔接。由埃森市企业家协会、零售业协会、批发及外贸业联合会、区域工商会等机构联合承办。目前,FOM大学已与全德1000多所企业实现合作,包括西门子、奔驰、宝马等世界500强,也包括德国各行业内的中小型企业。在FOM大学看来,学生进入世界强企工作并不是衡量教育成功的唯一标志。FOM大学更希望看到,学生可以找到与自己专业技能相匹配的企业,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双赢。因此,企业实力并不是FOM大学选择合作的标准,企业发展是否与学生专业技能相吻合才是FOM大学的“选择标准”。

  在课程设置上,FOM大学不仅具备前瞻意识,更注重与行业的充分融合。FOM大学行政校长白潇乐博士说:“如果学校在全国层面出台了统一的行业标准后才开始制定教学课程,那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是落后于行业发展的。”因此,在制定课程前,FOM大学会邀请德国行业协会代表、企业代表和教师一同坐下来面对面讨论。针对某一行业,为学生定制相应的教学课程,确保课程符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记者注意到,行业协会在FOM大学双元制教育体制中也有着很高参与度。在德国,行业协会是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组织,由行业专家、企业代表、专业技工组成。行业协会致力于探讨行业发展方向、政策和标准,做好行业顶层设计。行业协会多为民间自发组织,同一领域内的行业协会往往会抱团发展,逐步成为全国性组织,引领全国某个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增加行业协会在双元制教育中的参与度,不仅可以确保教学课程与行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更能保持德国行业发展永葆活力。

  亚琛市位于德国、比利时、荷兰交界处,城市里的公共汽车有不少线路是跨边境的。行走在亚琛市中心,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用英语和德语交谈。亚琛被誉为“欧洲的麻省理工”,记者恰巧偶遇了一批来自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正在参加短期交流结业典礼,国际培训部主任丁格博士为学生颁发结业证书,“学生不仅可以在课堂学习,更可以零距离在世界500强学习,可以迅速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

  亚琛工业大学在全球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产学研协作模式,成为德国乃至欧洲工业技术研发最发达的大学,也发展出令人艳羡的“校友经济”,培养出了大批德国工业界的CEO或行业领军人物,产生了一种“神奇的”良性循环:优秀毕业生了解母校实力,并愿意把公司科研研发工作引入学校。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大学的科研实力保障产品研发质量,研究成果可直接为企业所用。另一方面,大学可以获得丰富的企业资助资金,为教授和学生提供优越的教学和实践环境。目前,学校设立了16个科研集群,德国的宝马、奔驰,美国的微软、福特等国际企业都在亚琛工大建立研究中心,将最前沿的技术攻关放在这里。

  引企入校,开门办学。亚琛大学建造了8000平方米的实验室供企业租用,多个高科技企业的研发部门和科技中心都设立在学校内部,做到了科研、教学、生产零距离,最大效率将科研成果应用转化。在工业4.0全真数字化工厂里,学生接受企业的定向培训,培训费用由企业承担。国际培训部主任丁格博士说:“大部分学生已在戴姆勒、博世和大众等德国知名企业工作,当这样一批训练有素的学生进入企业后,可以大幅减少企业试错时间。”

  作为德国顶级高等学府,波鸿鲁尔大学认为,实操是非常重要的,学生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要经过充足的实践。因此,学校不惜重金,购买各种实验设备,提供宽敞的实验室,供学生做实验。在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和机器,宛如一间微型工厂。

  常州是大国工匠的摇篮。从中国“知识型产业工人”代表邓建军,到“技能奥林匹克”夺冠者宋彪,常州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建设全国一流智能制造名城目标,坚持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双轮驱动”,为常州智造注入了强大动力。在全省表彰的11名“江苏大工匠”中,常州独占3席。截至2018年底,常州市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达1143人,连续第五年位居江苏省第一。“龙城工匠”成为常州一张靓丽的名片。

  在全省率先启动“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共同培养”的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把课堂设在工厂车间,边教学、边演练、边实战。全国首个开设技工院校中德国际班,全面引入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借鉴德国经验,迭代高等教育双元制,联合政府、行业协会与标杆企业,打造系统化的工匠培训体系,转变知识型产业人才培养思路,探索“工匠+”模式,培育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一线战士”。

  绿茵场上的“德国战车”,赢得球赛不是依靠个人超级巨星,靠的是高度合作的团队,靠的是良好默契的配合和精心设计的合作。这一点,似乎也能印证德国创新体系的奥秘。德国政府引导创新型企业、应用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牢牢扎根于产业,推进跨界综合应用,紧盯企业需求,快速转化成果。在德国人看来,创新活动的全部过程,从基础研究到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都应该联结起来。

  汽车,无疑是德国制造的代表作。在斯图加特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汽车有很多父亲,却只有一个故乡。”在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区,仿佛行走在一张世界汽车地图中。耳熟能详的汽车品牌在这里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汽车之父”的名字。奔驰、保时捷、博世,三个汽车业界的巨擘都出自这里,记者在汽车工业顾问汉斯彼得舍尔茨先生带领下,感受这座追求力量和速度的城市,触摸鲜活的汽车工业历史。

  一走进绿荫掩映中的格特里布戴姆勒纪念馆,便会看到戴姆勒的“水陆空”发明三部曲:马拉车、动力手桨机动车、热气球车。时至今日,这些发明依然能让参观者惊叹于戴姆勒的天马行空。1885年,由戴姆勒发明的“骑式双轮车”获得德国专利,这是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纪念馆面积不大,却用心复原了戴姆勒在工作室发明制作摩托车的场景。

  “斯图加特的企业家,普遍具有捣腾家精神、商业家头脑、实干家作风,都爱捣腾小物件,而且着迷于细节。” 汉斯彼得舍尔茨告诉记者,奔驰、大众、保时捷等企业的创始人都是技术人员出身,也是一群致力创新且注重细节的“倒腾家”。就拿戴姆勒-奔驰公司的创始人戴姆勒和本茨来说:1878年,本茨研发出第一台冲程煤气发动机;到了1883年,本茨把发动机研发提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并成立奔驰公司;1883年,戴姆勒和朋友共同成立了汽车制造厂,并成功发明了世界第一台高压缩比的内燃发动机,成为现代汽车发动机的鼻祖;1885年,戴姆勒把单缸发动机装到自行车上,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同年10月,本茨设计制造了一辆装汽油机的三轮汽车;1886年3月,本茨发明的汽油发动机为动力的三轮车被授予专利,与此同时,戴姆勒也发明出了他的第一辆四轮汽车……“你来我往”地交替发明新产品,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1926年两家公司合并成立戴姆勒-奔驰公司。此后30年里,几乎所有的发动机技术和汽车技术都出自这两家公司。

  “捣腾家精神”孕育了19世纪斯图加特“上住下厂”的手工作坊模式。而这些手工作坊成长为世界汽车巨头,离不开创新实干。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最初是一名电工,戴姆勒却看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不问出身,任人唯贤。进入戴姆勒集团工作后,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埋头钻研的干劲,保时捷设计的跑车车型多次在国际上赢得赞誉。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8年7月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期间,两国总理见证签署《“智能制造科技”创新合作的联合意向声明》,将充分发挥两国优势,推进科技合作交流。智能制造不仅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更是中德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创新合作项目。

  德国80%的大型企业集团拥有独立研发机构。作为德国工业4.0重要发起者之一,博世“未来工厂”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自动化运输系统向数字化车间输送零部件;生产协作机器人在产线上提供支持;质检系统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下进行高效运作。得益于5G技术,机器和系统之间的信息沟通趋于实时且平稳流畅。“数字化和互联化解决方案提升了工厂的效率、灵活性和生产力。”博世集团董事会成员、博世工业技术业务负责人Rolf Najork表示。博世计划在2022年实现工业4.0相关业务的年销售额突破10亿欧元。已经落户常州的博世力士乐(常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同茂认为,以数据化和互联化为特点的德国工业4.0与常州智造有着高度相似之处。博世集团在智慧生活系统构建、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柴油发动系统节能减排、工业4.0应用等领域居于领先,与江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高绿色发展水平、促进制造向智造转变高度契合。

  从全球来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一个共性难题,德国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hG)的发展模式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他山之石。弗朗霍夫研究所是公私合作的部门,是世界第一个工业研究所,也是第一个开发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智能化生产技术和设备的研究所。作为德国工业4.0战略的发起单位,它成立了工业4.0应用中心,中心工作人员来自多个工业领域,研究推进的1/3资金直接来自德国政府,1/3来自应用研究、1/3来自企业。这种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是德国创新转化体系、企业创新能力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内生驱动力。一个院所带动一个特色产业,弗朗霍夫应用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卡尔蔡司公司和高校开发了光学透镜和精密切削等新技术,推动了耶拿光学集群的发展,涌现出了40 多家光学技术公司。

  德国的研发机构众多,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结合紧密。不仅仅是弗朗霍夫,德国组建了分工有序的多层次创新体系。四大非营利科研机构、公立科研院所和大学科研机构等构成鲜明特色。其中,马普学会主要从事基础研究;赫尔姆霍兹联合会聚焦交通、健康、能源等领域从事高技术基础研究;弗朗霍夫学会主要从事应用研究,致力于科研成果的转化,为企业提供有偿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德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更成为产学研的第二主力军,为了鼓励与私人企业合作,刺激加速技术转让与知识溢出,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增设了技术转让办公室。这一完整、定位清晰的公共科技体系,为德国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转型之前,鲁尔区虽为德国经济“心脏”,却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德国联邦政府1962年在鲁尔区设立波鸿鲁尔大学,以及多家如马普、弗朗霍夫这样的世界知名研究机构。波鸿鲁尔大学一直扮演着“创新工厂”的角色,众多学科全球领先,如化学、材料、生物、信息安全等,尤其是信息安全方面,是欧洲规模最大的信息安全研究所,也是德国输出信息安全专业人才最多的地方。

  康斯坦丁索库尼斯教授是波鸿鲁尔大学电力系统技术和动力机电系主任, 今年6月,记者曾邀请教授来常州参加了2019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暨动力储能电池技术创新金坛茅山峰会。当记者来到他的实验室时,他正指导一名博士生与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做汽车高压测试。现在模拟的是1.2万安培的高压电下汽车会产生的反应,“我们测试结果是可以直接为汽车行业所用的。” 在波鸿鲁尔大学,随处可以看到带有ENESYS标志的电动汽车。康斯坦丁索库尼斯教授告诉记者:“这款新能源汽车就是我们研发的。”目前,ENESYS新能源车项目已与法国标致、日本三菱等汽车品牌合作,顺利投入生产。波鸿鲁尔大学与德国工业界构建起了一条合作密切的产业学链。在科研成果与工业应用成功转换的过程中,大学教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斯坦丁索库尼斯教授说:“教授不仅要承担日常教学工作,还要承担对接企业的工作,与有需求的企业保持沟通,带队科研的同时也要有项目思维和盈利模式。这些经费用于支付科研人员工资以及购买设备。”教授必须拥有灵敏的行业嗅觉,才能瞄准行业市场,作出正确判断,最大程度保障研究是企业和市场所需要的。

  在德国采访,感受到德国基础设施的便捷,市内高速长途铁路系统、高速公路、电车、地铁和公交车有机融合。在德国人看来,相比有形的基础设施,政府更应该打造无形的基础设施,产生更大的连通性,进而促进更多的创业活动。

  德国政府为“工业4.0”战略投资2亿欧元(时长5年),北威州还是全德最佳数字经济的地区平台之一。该州制定“州信息通讯技术2020路线图”,稳步推进智能物理系统、智能电网和物联网建设。杜塞尔多夫是江苏友省——北威州的首府,也是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故乡。曾经以钢铁、煤炭业为主的杜塞尔多夫如今已成为“鲁尔区的写字台”,是国际享有盛名的会展中心和仅次于巴黎、米兰的“时尚之都”,被人称为“莱茵河上的珍珠”。漫步街头,四处可见中国创新者的身影。中国通信产品巨头华为的西欧总部从英国迁到了这里,中兴通讯德国总部也位居于此。

  杜塞尔多夫是德国吸引外资第一的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浪潮下,北威州成为全德对华贸易和双向投资“双料冠军”。在德国的2000多家中国企业中,超过550家落户杜塞尔多夫。今年以来,杜塞尔多夫与中兴合作,在当地建设智能健康小区。携手华为,打造digital hub数据枢纽项目。在杜塞尔多夫经济促进署副主任Theresa Winkels看来,杜塞尔多夫经济促进署为城市经济“有力的外向型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和养料”:“一步到位”式政府服务帮助企业快速办理公文手续;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精准对接外资企业;与各大商会、行业协会保持密切沟通,稳固合作关系。Theresa Winkels介绍道,杜塞尔多夫正在大力完善服务软环境, 瞄准IT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如去年联合华为合作打造智慧城市;另外就是主打“中国牌”,积极融入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大力吸引中资企业,招商重点放在中国。

  杜塞尔多夫81%的企业从事服务业,拥有印刷设备、船舶制造、食品、摄影器材、医疗器械、焊接切割技术、安全设备等22个全球规模最大的会展,每一个都扎根垂直领域。政府在发展会展经济中,赋予城市一个新身份——展会股东。城市与展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会展经济不仅成为当地经济转型升级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为不同行业提供了世界级交流平台,推动行业发展。

  打造创新的基础设施,这种无缝的资源流动与连接机制,正是推动德国工业创新的根本性力量。

  一是企业家。他们是品质革命的“火车头”与推动者,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和主角;

  二是创新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供给,以科学家、研发员、工程师等为代表的创新者,写得了论文、搞得定设备、看得懂代码,把技术与产品创新相结合;

  三是德国的创新基础设施。政府负责搭建平台、提供服务、部分资金支持和培育新型研发机构。

  纵观德国推动制造业发展、科技创新、隐形冠军培育、职业教育等,看似分散独立,但其间贯穿系统思维,形成相互交织、相互支撑、高效运转的整体。政策链、产业链、创新链、企业链等高度融合,这也许正是德国制造的精妙吧。